1932年，沈醉发现情报组里一个组员，老给日本人提供情报，他马上将此事报告戴笠。戴笠说，你去干掉他！沈醉要来一把淬毒的竹刀，潜入了胡继业的家中，一刀捅在胡继业屁股上，撒腿就跑了。

1932年，沈醉刚进军统不久，在一个情报组当组长。有一天他发现组里一个叫胡继业的家伙不太对劲——这人偷偷给日本人递情报，吃里扒外。沈醉没有犹豫，直接捅到了戴笠那里。戴笠的作风很简单：“干掉他。”

问题是，怎么干？胡继业住在法租界，租界巡捕房查得严。用枪，声音太大；用铁刀，过关卡容易被金属探测器搜出来。沈醉琢磨了半天，想出一个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办法——搞一把竹刀，刀尖淬上烈性毒药。竹子轻，搜身搜不出来；毒药见血封喉，不用捅要害就能要命。

他趁夜摸进胡继业家，找准时机，一刀扎在对方屁股上——肉厚、血管密，毒发最快。扎完转身就跑，连头都没回。胡继业只觉得屁股一疼，以为是撞到了什么东西，还没来得及喊叫，毒已经顺着血液跑遍全身，没多久就断了气。法租界巡捕房查来查去，尸体上只有一个针眼大的红点，死因不明，最后只能当成悬案不了了之。

这件事让沈醉在军统内部一战成名。大家发现，这小子不仅敢干，而且会干，脑子转得比谁都快。后来全面抗战爆发，沈醉带着潜伏组在上海虹口区活动——那地方是日本人的地盘，便衣宪兵满地走，他硬是在刀尖上搜集了大量日军情报，一次都没失过手。

但沈醉这个人，不能简单地用“心狠手辣”四个字概括。他在军统那个大染缸里待了一辈子，身边人贪污受贿、吃喝嫖赌，他却基本洁身自好，不抽烟不酗酒不滥赌，连戴笠都说他不像个特务。可另一方面，他又替戴笠干了不少脏活，手上沾过血。这种矛盾，在处理他姐夫余乐醒的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余乐醒不是一般人。早年参加过南昌起义，后来脱离队伍投靠了戴笠，成了军统的元老。军统早期的杭州特训班、青浦特训班全是他一手操办的，教射击、教爆破，带出来的骨干遍布整个系统。戴笠这个人控制欲极强，最怕手下拉帮结派。余乐醒威望太高，早就成了戴笠的眼中钉。

1939年，戴笠找了个由头，把余乐醒发配到贵州遵义去管一个炼油厂。当时法币天天贬值，厂里买原料的钱闲着也是闲着，余乐醒就跟手下人倒卖点布匹粮食，赚个差价补贴家用。这事被人告到重庆，戴笠一看——收拾人的机会来了。

他把这个案子交给了沈醉。查自己的亲姐夫，这是试探，也是考验。沈醉没有亲自跑到遵义去抓人，而是悄悄派手下查清了账目。他写的报告很有门道：一方面坐实了贪污事实，维护军统规矩；另一方面又极力替姐夫说情，强调倒卖赚的钱只是补贴家用，没有中饱私囊。

戴笠本来就想敲打敲打余乐醒，让他威风扫地，顺便看看沈醉听不听话。结果沈醉这事儿办得圆滑至极——既没有把姐夫往死里整，又给了戴笠台阶下。最后余乐醒被关了几个月渣滓洞，放出来软禁，算是保住了命。戴笠反倒觉得沈醉是个懂分寸、能办事的人才。

沈醉的感情世界，又是另一番光景。

1938年，沈醉在军统当教官，栗燕萍是他的学生。有一次栗燕萍在深水区学游泳，一脚踩空沉了下去。沈醉刚好路过，衣服都没脱就跳下去把她捞了上来。两个人就这么好上了。可军统有铁规矩：抗战期间严禁内部人员结婚。

他们公开订婚的消息传到戴笠耳朵里，栗燕萍直接被关了禁闭。沈醉急得没办法，硬着头皮去找戴笠撒谎，说两人是小时候定的“娃娃亲”，母命难违。戴笠居然信了，这才放他们一马。

婚后两人感情极好，栗燕萍给他生了六个孩子。

1949年，国民党大势已去。沈醉知道自己手上沾过血，留下来凶多吉少。他咬着牙，费尽周折把栗燕萍和孩子们送去了香港，自己留在大陆。同年12月，沈醉在云南被卢汉扣押，被迫起义，随后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一待就是十年。

远在香港的栗燕萍，一个弱女子带着六个孩子，举目无亲。后来外面传出消息，说沈醉已经被处决了。绝望之下，她为了让孩子活下去，接受了国民党军官唐如山的照顾，最终改嫁。

1960年，沈醉作为第二批特赦战犯被放了出来。他满怀希望地打听家人的下落，得到的消息却是妻子已经改嫁。换作别人，可能会愤怒、会指责，但沈醉没有。在功德林的十年改造，他读了很多书，想了很多事，渐渐明白了在大时代面前，普通人能做的选择实在太少了。一个女人独自拉扯六个孩子有多难，他比谁都清楚。他选择了原谅。

这就是为什么，1986年那张照片里，三个人能平静地坐在一起。没有仇恨，没有尴尬，只有历经风霜后的和解。沈醉的一生，从1932年那把淬毒的竹刀开始，到1960年的宽恕，再到1986年的合影——他用一把刀杀了一个人，用一辈子学会了对命运的低头与释然。这个人的故事，远比谍战剧里那些脸谱化的特务要复杂得多。